大明宫的外交：唐朝与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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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
其中，高丽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
新罗在朝鲜半岛三国中，不是最强大者，但毫无疑问是最有远见卓识，最具谋略者，也是最后的胜利者。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非常现实地以小事大，满足了唐朝天朝大国的虚荣，为自己争取了和平的发展空间。新罗虔诚地学习盛唐文化，双方的交流广泛而全面，以至于到了不分你我的境地。
唐朝助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
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
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
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忠诚的附属国
新罗在利用唐的势力灭掉百济、高句丽之后，又把唐军赶出了大同江以南，从而结束了1000年来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681年新罗神文王即位，唐高宗遣使册封，唐与新罗的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全面友好的宗藩关系。
唐朝与新罗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与不断发展，从新罗方面来说，主要还是由于大唐文明的巨大魅力。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三国后，为了加快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迫切需要从唐朝吸取先进的文明成果，所以强烈希望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同时，当时唐朝的一系列优待来华外国人的政策，也保障了唐与新罗友好关系的发展。如唐《户令》规定：外国人来到唐朝境内，所在州、镇供给衣食，并且将他们安置有空余土地的地方入籍。唐《赋税令》还规定：定居在唐朝境内的外国人可以享受免除10年赋税的优厚待遇。唐允许新罗人在聚居区设立自治机构，行使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据史载，唐代新罗人在唐居住者众多，约分布在7个道19个州府。其中主要在京都长安、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区，及运河两岸。在新罗人聚居的地区有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
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最为重要的体现是唐朝与新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官方关系，双方互通使节，来往不绝。
为表示奉行中国正朔，新罗一般每年均遣使来华贺正（庆贺元旦）。唐朝与新罗的宗藩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朝贡与回赐。新罗的朝贡频繁，几乎每年一次，有时甚至一年两三次。新罗对派遣使节访华极为重视，充当使节的多为王族成员，如新罗王的王子、王孙、王弟、王侄等。
在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佳话。如756年正值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新罗景德王遣使入唐，唐玄宗因避安禄山之乱入蜀。然而新罗使节没有放弃朝贡，而是溯长江而上到成都，终于完成了这次朝贡。唐玄宗十分感激，龙颜大悦，立即赋诗一首，且亲自书写赠新罗使节。诗的最后一句是：“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朝鲜史家金富轼评论说：玄宗幸蜀，新罗还能不远千里，克服重重困难朝贡，所以玄宗才有“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的句子，这与古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贞臣”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对新罗由衷的赞扬。后来高句丽入朝使金富仪携唐玄宗手书刻本入宋朝汴京，示以大学士李邴，李邴进呈宋徽宗，徽宗召集诸大学士观摩鉴定，最后证实确系唐玄宗手迹。
唐朝在以后的征战过程中，曾经要求新罗出兵襄助，新罗也积极予以密切配合。733年，唐玄宗因为渤海国越海劫掠山东登州，派遣金思兰任钦差大臣赴新罗督师攻打。金思兰本为新罗王族，朝唐时因为谦恭知礼、风度翩翩为玄宗所喜爱，得以留唐宿卫。金思兰出任抚疆大臣宣诏新罗王，新罗王遂遣军攻的南部边境，但由于天降大雪，阻隘山路，新罗士兵死伤过半，无功而返。次年，新罗入唐宿卫的王族金忠信向唐玄宗上表，要求任宁海军副使，讨伐，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最终没有出兵。819年，唐郓州节度使李师道叛，唐宪宗欲讨之，下诏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调新罗兵马，新罗宪德王接旨后，命顺天军将军金雄元率甲兵3万助之。
赴唐求学的新罗人
新罗派学生来唐求学，早在新罗统一半岛南部以前就已开始。接纳外国留学生来唐学习，是唐的基本国策。据史书记载，837年，新罗在唐朝留学的学生已达216人之多。与日本赴唐的皆为公派生不同，新罗来唐求学的学生分为两种，一是官费生，一是私费生。官费生，是由新罗国家派遣，其学习受国家资助，此外唐朝鸿胪寺为其提供衣食。官费生因其侧重不同可分为两类，有以修业为主，宿卫为辅者；或以宿卫为主，修业为辅者。官费生入唐后，皆就读于国子监所属各学馆（国子、四门、太学、书、算馆）及太医署直辖而隶属中书省的医学。每馆设有博士、助教等学官授课。官派学生在修业年限期满后，才能回国。私费生在唐求学一切费用均自理，可就读于国子监所属各学馆，及各州、县的官学。官费生和私费生结业后均可参加唐朝的宾贡科考试，考中者皆可参与选拔做唐朝的官吏。
崔致远为新罗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崔致远自幼好学，12岁时泛海而来自费求学。874年，18岁的崔致远考中进士，调授宣州溧水县尉，后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此时唐朝爆发黄巢大起义，高骈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讨伐义军，他十分欣赏崔致远，委以书记重任。崔致远28岁时，思归故国，唐僖宗遂于885年命致远持诏书出使新罗。
崔致远在新罗先后任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等职，后来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贬。崔致远虽然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但在唐朝入仕却遭遇天下大乱，东归故国新罗又遭排挤，于是绝意仕途，最后携家人隐居伽耶山海印寺。崔致远著有诗文集《桂苑笔耕》，被收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该诗文集除了文学价值外，还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其中收有崔致远为高骈所作的表状文翰。这些表状文翰真实反映了唐末社会的诸多史实，可以补足《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崔致远还因隐居后实践和传播中国的道教思想，被公认为对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传入新罗的有功之人，有“东方丹学之祖”和“新罗道教鼻祖”的美誉。
佛教是从中国经高句丽传入新罗的。新罗讷祗王时期（417～458），高句丽僧墨胡子到新罗一善郡（今善山）宣扬佛法。佛教传入新罗，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此后，就不断有高句丽僧来到新罗宣扬佛法，新罗的佛教信徒开始不断增多。不过，这一时期的佛教还不被新罗官方所认可，群臣认为佛教议论奇诡，不是常道，强烈反对佛教的传播。大概到6世纪上期，佛教才逐渐被新罗统治者所接受，而后逐渐兴盛起来。随着新罗佛教的发展，许多新罗僧开始来中国留学。在与唐朝佛教界的交往中，慈藏、圆测、慧超、地藏等人最为知名。
慈藏，出身新罗贵族，后出家为僧。636年，慈藏奉命率门人僧实等10余人赴唐求法。唐太宗派官员慰问，并赐以丰厚的财物，将他安置在长安城内胜光寺别院。后来慈藏获准入终南山云际寺求法，历时3年之久。643年，新罗命令慈藏回国。唐太宗亲自召见慈藏，赐予杂彩500段和《大藏经》1部。慈藏在唐求法前后有7年时间，回国后，担任新罗国的大国统，主管全国僧尼一切事务，制定戒律——“慈藏定律”，整肃教团，有力地推动了新罗佛教的发展。
圆测是唐高僧玄奘的著名弟子。圆测于15岁时（627）来到唐都长安留学，开始跟从法常、僧辨学习佛教经纶。后来玄奘从天竺归国后，圆测就改向玄奘学习《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仁王经》等撰疏。其后，因为精通梵语，圆测被选入译经馆助中天竺地婆诃罗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圆测聪慧好学，悟性极高，后来成为玄奘最著名的弟子之一，逝世后，得以与玄奘的另一著名弟子窥基葬在玄奘墓塔的两侧。
慧超于719年来唐，在广州先后拜印度僧金刚智和唐僧不空为师学法。4年后，他从广州出发，从海路赴印度求法。他从东天竺登陆入境后，依次游历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等地，虚心求道。最后取道中亚，跨越葱岭，经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回到中国，于728年到达唐都长安。此后，慧超留唐不归，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用汉文所著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3卷，残本发现于敦煌，是东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慧超并不是唯一赴印求法的新罗僧，史载从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后期，新罗共有15名僧人赴西域求法。这15人中，仅有2人最终回归故国，3人回到中国，而其余10人均死于印度或往返途中。
新罗僧地藏最具传奇色彩。地藏，俗名金乔觉，出身新罗王族。719年，24岁的金乔觉来华，先至杭州，后辗转至池州九华山。当时九华山尚无寺院，金乔觉栖身于岩洞诵经修行。青阳绅士诸葛节率登山，为金乔觉的坚韧所动，遂为之捐钱修建寺院，即化城寺。池州郡守张岩将金乔觉在化城寺弘法情况上奏唐德宗。唐帝为之赐“化城寺”匾。此后，僧徒日众，而且还有从其故国新罗来华求法者。据说金乔觉在其99岁行将圆寂之时，召众示寂，尸坐于石函之中。据说他死后3年肉身不腐，与佛经中的地藏菩萨瑞相极其相似。佛教信徒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因此称他为“金地藏”。当时的居士、僧众在他的葬地建立了“地藏塔”，以供朝拜，九华山亦从此逐渐形成盛大的香火地，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赴唐求法的新罗僧，对于唐罗佛教的交流和新罗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新罗佛教的各个教派的开山祖，几乎都为赴唐求法的高僧。如涅宗开山祖为圆光，律宗开山祖为慈藏，华严宗开山祖为义湘，法性宗开山祖为元晓，法相宗开山祖为圆测。禅宗，新罗与唐一样，也分为南禅、北禅两派。南禅开山祖为道义，北禅开山祖为神行。新罗禅宗后再次分裂出9个派系，史称九山分立。一般统称上述诸宗为五教九山。五教九山的开创时间，除了九山里的须弥山是在高丽王朝初年外，其他全在新罗王朝时期。
以上资料来自：
《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 汪高鑫
（各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