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的外交：唐朝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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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唐朝怎样对待日本留学生
唐朝政府热情地接待踏上大唐国土的日本留学生。
唐政府规定“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即按照等级供给外来使节的在唐费用，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自然也不例外。
日本学者大庭修也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
唐朝政府本着“华夷一家”的原则，一旦批准日本学生、僧侣留学，就会安排就学、认真教诲，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日本留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日本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他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 拒收”现象。如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历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过日本留学生每次来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极少。
日本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征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再次，按照学制规定，日本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三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九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此外，还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了博取功名的“宾试科”，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考中进士。
日本留学僧侣随着唐朝官制的变化，先后归鸿胪寺、祠部、左右街功德使等部门管理，并设有“崇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之事。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即在唐朝留学超过九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
，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如，园仁刚到达中国，地方官曾特意多给其五匹绢。留学僧侣游历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借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日本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如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园行在试举经文时，解慧博通，对答如流，被唐文宗赐冬法服，绿绫二十匹。园载被唐宣宗迎入皇家西明寺，不时宣入宫中讲佛法，并赐紫衣。“名成太学”的阿倍仲麻吕得吏部奖掖，授校书郎，深得玄宗、肃宗的信任，多次升迁，官至从三品秘书监，被誉为“中国秘书史上日籍秘书第一人”，770 年在长安逝世后，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据《旧唐书·日本传》记载：“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留学僧侣《经律论》等佛教经典。唐政府甚至破例允许日本留学生携带所娶中国女子回国。按唐律规定：“诸蕃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开恩吧。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的友善政策，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中国各层人士对日本留学生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广泛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沐浴盛唐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对唐朝政府和中国友人的关怀与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公元804年入唐的菅原清公回国时，曾咏一绝：“我是东蕃客，怀恩入圣唐。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代表了留学生们的心情。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官吏、文人、僧侣等各层人士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广为人知的佳话。
以上资料来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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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在日本“发现唐朝”
日本战前的政治家、史论家竹越与三郎曾谈起过他在战前同一位中华民国外交官的交往。这位外交官曾对他说：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人们在用手指指示方向时，都是用食指这一根指头。但是在中国的人物画中，画中人物却经常用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指示方向。我曾问过一个画家：为什么你要把中指也一块画上去呢？这个画家答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从古到今就是这样画的，我只不过是遵从这个习惯而已。后来我作为外交官来到日本，得到在宫中观看雅乐的机会，多年来的疑问竟然一下子解消了。以前我就听说日本的雅乐保留着唐代音乐舞蹈的原本形态，果然不错，无论衣冠、剑、鞋，还是舞剑挥矛的动作等等，都保持着唐代风俗的原汁原味，这使我非常惊讶。而且我还看到那舞人是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指示方向的。我不由地一拍大腿：原来用两个指头指示方向是唐代的风俗！中国的画家虽然把这种姿态画在了画上，但是并不了解其中的缘由，我要是不来到日本并看到宫中雅乐，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明白这个中奥秘。
雅乐原指在日本飞鸟时代（593–710）根据当时的《大宝律令》创设的“雅乐寮”中所收藏和管理的外来音乐和舞蹈，现在所说的“雅乐”，在狭义上还和古来相同，而在广义上则是指日本古来的音乐和舞蹈及平安朝时代新创作的歌曲。从雅乐寮建立开始，雅乐一直以原有的形态绵绵不断传承了1200多年，现在是由宫内厅式部职乐部管理，职乐部中现存的合奏音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音乐。而那位外交官所看到的，一定是原来的雅乐寮中所收藏的唐朝的乐曲和歌舞。
一百多年来，有许多中国人在日本寻觅到了在中国已无影无踪的文化之梦，今天，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寻梦者。1980年来日的中国长笛演奏家刘宏军，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发现了1200多年以前的遣唐使们带回来的唐代古乐器和古乐谱，这使他惊喜万分。他在苏州自费成立了研究所，组织有丰富经验的乐器匠人，复制这些古乐器，并破译这些乐谱。1994年，刘宏军和他的乐队在东大寺举行了第一次用这些复制古乐器和古乐谱演奏的音乐会，一千多年的金碧辉煌、一千多年前古寺寒钟和轻歌曼舞，在这些精美的丝竹管繁里流进了二十世纪的霓虹中……
唐朝是中国文化的颠峰，找到了唐朝，就找到了我们灵魂最深挚的依托，就找回了我们失却的骄傲。这既是一种向根的回归，又是向最璀璨的顶端的升华。记得几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名叫“唐朝”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声曾是我漂泊灵魂的一叶孤舟，他们曾唱道：“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向迷塞，梦里回到唐朝。”他们曾唱道：“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男耕女织丝路繁忙。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今宵杯中映着明月，纸香墨飞词赋满江。今宵杯中映着明月，豪杰英气大千闪亮。”但是听说“唐朝”乐队早已烟消云散。我不知是为什么，难道你们沿着那纷乱的指纹，已找不到了我们那远久而璀璨的宿命？
然而当我听到唐朝的千年古乐从古老的东大寺里传出，我的心里荡漾着一种怎样的感激之情？我将怎样地感谢那些顽强地保存着唐朝文化生命的异国友人和我的那些顽强寻梦的同胞？他们使我这个无家谱可续，无家庙可拜，叫不出三代以上先辈的名字的漂泊者，在那一刹那，似乎豁然解开了那个苦苦缠绕着我的，叫做“我是谁”的孤苦方程式，使我在祖先壮丽的身姿上，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叠印着的面影。
以上资料来自：凤凰博报 > 张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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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书中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记载
中世纪的日本，对唐代文物制度多所仿效，两者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以往唐史界对此似乎注意不够。本文依据日本史书，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论述了中世纪的日本所受唐朝的重要影响。
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７２０）成书的汉文《日本书记》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６２３）七月，留学隋唐的学生福因，学问僧惠齐、惠光，药师惠日等回到日本，向天皇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些人又多次建议召回已经学成的留学生、学问僧，让他们在日本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以“大唐国为蓝本来建立‘法式备定’的天皇制国家”。〔1〕
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６３０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８９４年），日本向唐朝先后正式派遣唐史２０余次，除３次“送唐客使”、１次“迎入唐使”和２次未能成行外，实际入唐１４次。〔2〕这些遣唐使和随船的留学生、学问们，在唐朝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特别是留学生进入唐朝国子监系统学习唐文化，据送唐客使伊吉博德记载，”所朝诸蕃之中，倭最胜”〔3〕。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无不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差不多接收过去了，真可谓“全盘唐比”了。本文以在日本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大化改新”、奈良文化和平安文化为例，略加考察，以见其是如何“全盘唐化”的。
一、重要制度的影响
公元６４５年６月，日本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发动政变，迫皇极天皇退位，拥立孝德天皇即位。中大兄以太子身份摄政，中臣镰足为内大臣，“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进退废置，计从事立”。〔4〕长期在华留学的高向玄理、学问僧僧旻这时被任命为国博士，充当最高国务顾问。学问僧灵云、惠云等亦因参预改新而被列为“十师”。大化二年（６４６）元旦，孝德天皇颁诏“改新”。首先是废除皇室和贵族的领地及部民，一律改归国有，变为公地、公民。与之相应的经济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每６年按人口班给口分田一次，６岁以上的男子授田２段〔5〕，女子为其２／３，私奴婢给良民的１／３，死后归公。受田人承担租税，一如唐朝的租庸调制：租为每段２束２把〔6〕，庸为每人每年１０日，调为每户交布１丈２尺。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７０１），又颁《田令》，规定“凡给口分田者，男二段”，“凡国郡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田令》中还规定：“凡职分田，太政大臣卅卌町，左右大臣大卅町．大纳言廿町”，“凡内外诸司公厩田，交代以前种者，入前人”。又有：“正丁（２１岁至６０岁）每人每年服役十日，次丁减半”〔7〕。“调”则分两种，有“田调”、“户调”之分。由此《田令》可见，不仅“口分田”、“职分田”、“公厩田”、“宽乡”、“狭乡”、“正丁”、“次丁”，租庸调等等名称均与唐朝相同．而日具体条文也颇相近。
在政治体制方面，“大化改新”废除了世袭氏姓贵族的称号臣、连、国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大化四年，根据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制定的方案，设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号称“三公”，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相当。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务（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贵族婚娶、对外事务）、民部（管户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军）、刑部（管司法、刑罚）、大藏（管财政、利税）、宫内（管官田、官营手工业）四省。这与唐朝的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极为相似。弹正台，主监察，分设于各郡，正相当于唐朝的御史台，监察各级官吏。地方的国、郡、县也是参照唐太宗时的道、州（府）、县三级而设，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掌管。
在军事方面，大化二年，日本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京师（今大阪）置五卫府，东国及九州等边塞重地设置军、团、防、戍，征集农民当兵，３年一轮代。其卫府、军团、防戍的设置以及“民兵合一”的情况，恰恰表明是搬用的隋唐之际的府兵制度。
推古天皇以前，日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律法，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６４０年）回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回去。“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与中臣镰足还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教。据日本学者的考察，“大化改新”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竟多达４２０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于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制定。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武则天长安元年，７０１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大宝律令》为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唐玄宗开元六年，７１８年），又颁布了《养老律令》，对《大宝律令》作出进一步修订。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自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的数百年间，日本始终沿用唐律。因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8〕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即公元７１０年至１１９２年，正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在确立起以大唐国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蓝本的田制和税制，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的天皇制政体的同时，日本才正式有了国名和纪年，这也是接受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日本原来并没有国名，中国唐朝以前一直称之为“倭”、“倭国”、“倭奴国”，含有“多山之地”的意思。７世纪初，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方在“倭”字之前加了一个“大”字，称“大倭”，后来演变成“大和”，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倭”是中国为之所起国名，“日本”这一国名，是唐朝时出现的。
早在隋朝，其王致书炀帝即自称“日出处天子”。〔9〕其后，遣唐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至武则天时，唐朝称其为日本。张守节《史记正义》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日本”二字作为国号，首先载于日本史籍者，便是养老四年由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等修成的汉文《日本书纪》。书中，将“倭”、“大和”等对日本的古称均改为“日本”，这是“日本”这一国名在日本官方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日本”这一国名的产生，深深打上唐朝文化的烙印。国号如此，年号的起用也如此。天皇制建立之初，并无年号，只是某天皇某某年，如推古天皇三十一年。孝德天皇即位后，仿效唐朝，于公于６４５年起用“大化”这个年号。从此，在日本史上便有了天皇号及年号这一纪年的定制，沿用至今未改。
唐朝的都市建筑制度，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日本在“大化改新”后逐渐接受了建立统治中心的意识。圣武天皇时，太政官奏议：京师乃帝王所居，万国朝宗之地，如不壮丽，将何以表德！〔10〕于是，日本先后在奈良、京都建起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虽然它们占地面积不等，但都是仿照唐朝长安城的规模修筑的。其中，奈良的平城京最为典型。“面积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宫城位于城的中轴线北部，棋盘式的街道划出方块形的坊里，街巷中线都直对一个城门，设东市、西市。中轴线大街亦称“朱雀大街”，青瓦、红柱、粉墙、各宫均挂扁额，建筑壮观。日本史家称之为“富有国际性的小长安”〔11〕，是符合实际的。唐代的长安城原貌已不复存在，平城京却成为今天研究唐代城市建筑的一座珍贵的实物模型了。
二、思想文化的影响
由于遣唐使和回国留学生的推动，日本国还广泛地吸收和仿效大唐国的礼仪、服饰等项制度，以至影响到日本的某些民族风俗的形成。
遣唐使中的大使、副使或判官，大都通晓经史、长于文学。他们回国后，不少人位列公卿，因而在仿效或移植大唐国的制度、文比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遣唐押使多治比县守回国，不久即为中纳言。次年正月举行朝见仪式时，他穿着唐玄宗所赐朝服朝见天皇，赞口不绝地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二月间，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模样，改为右襟。〔12〕吉备真备，养老元年作为留唐学生入长安学习经史，历时１８年，于天平六年返日，带回《唐礼》即《大唐开元礼》１３０卷。胜宝四年，作为副大使再度入唐，返日后在太宰府任大贰，为东海、南海、西海各道节度使，造棉质袄、胄２０２５０具，完全仿照唐朝的新式样，按五行配色，每４０５０具为一色。到大同二年（８０７），平城天皇再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一准唐议”。所以，其文官的朝服，头戴冠免，身着大袖上衣，小袖内衣，下着外裤、内裤，有褶的夹衣卷起到腰间，脚着朝靴，与唐朝文官装束无差。弘仁八年（818），遣唐使羊官菅源清公任式部少辅，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官品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嵯峨天皇又一次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13〕。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14〕
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５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３０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15〕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 ”，普及“唐音”即“汉音”。〔16〕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17〕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６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２０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18〕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３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３０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８１９）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８４０）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４０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 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６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１２０首、作者６４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１７８人所作汉诗９００余首、赋５１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８１１）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19〕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20〕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７０１），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７６６），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８３４），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21〕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
除此而外，诸如围棋、相朴、汉方医学、茶道、日本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展示着日本文化在“大化改新”至平安时期全盘唐化的倾向。
日本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特点，使其始终保持着飞速前进的势头。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总结７—１０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之后，有一段值得引人深思的论述：“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22〕
注释：
〔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６１页。
〔2〕多数中日史学家认为是１３次，郭沫若在《出上文物二三事》一书中认为是１４次，也有认为超过２０次的。
〔3〕〔4〕《日本书记》，齐明天皇五年引《伊吉博德书》；孝德天皇即位前纪。
〔5〕１段相当于１１．９亩，１０段为１町。
〔6〕稻谷抓满３次为１把，１０把为１束。
〔7〕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8〕桑原骘藏：《中国古代之法律》，《学术月刑》１９５８年第４期。
〔9〕《隋书》卷８１，《东夷、倭国传》。
〔10〕《续日本纪》神龟元年十一月。
〔11〕井上清：《日本历史》（上）第６７—６９页。
〔12〕《续日本纪》养老三年二月壬戌。
〔13〕〔15〕以上引文分见《续日本后记》大同二年六月丁戍：承和九年十月丁丑；《读日本纪》养老四年十二月。
〔14〕《日本民族发展概况》，见《沫若文集》第１２卷。
〔16〕“吴音”，指古代江浙地区的字音；“汉音”，指古代长安、洛阳等地传到日本的字音。
〔17〕参见黄国雄等《日本〈常用汉字表〉的日汉读音对比》《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３期
〔18〕参见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１３６页。
〔19〕日本外务省编：《今日的日本》第１２７页。
〔20〕《中国音乐在日本》，见《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
〔21〕《大日本史》卷３４３。
〔22〕《日中文化交流史》第１９８页。
以上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李春凌
